安静静地、有条不紊地跳着，像一个不知道主人已经不想活了的、尽职尽责的傻瓜。
“你怎么还在跳呢？”她小声地说，声音轻得像自言自语。
脉搏没有回答她。它只是继续跳着，一下，一下，又一下。
傍晚的时候，尹茉衣的妈妈到了。
她是从老家坐高铁赶来的，叁个小时的车程。推开病房门的时候，她的眼眶是红的，鼻头也是红的，手里拎着一个大号的行李箱和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袋。
“茉衣——”她的声音在看到女儿的那一刻就碎了。
尹茉衣躺在病床上，脸色苍白，嘴唇干裂，手背上扎着留置针，头发散乱地铺在枕头上。她听到妈妈的声音，慢慢转过头来，眼神空茫得像一片被烧焦的荒原。
“妈。”
一个字，干巴巴的，像一片从枯树上剥落的树皮。
尹茉衣的妈妈姓林，叫林淑美，是个小学老师，教了二十多年的语文。她见过很多哭闹的孩子，见过很多青春期的叛逆，见过很多成长的阵痛。但她的女儿此刻的眼神，她从来没有见过。
那不是一个活人的眼神。
那眼神里早已没有活气，只余一具尚在呼吸的躯壳，像被抽走了所有引线的木偶。
林淑美把行李箱和帆布袋放在地上，走到床边，坐下来。她伸出手，轻轻地把尹茉衣额前的乱发拨到耳后，手指在女儿的额头上停留了一秒。
“发烧了，”她说，“多少度？”
“不知道，”尹茉衣说，“可能是有点。”
林淑美按下床头的呼叫按钮，然后从帆布袋里拿出一个保温杯，拧开盖子，倒出一碗粥。小米粥，熬得很稠，上面浮着一层米油，金黄色的，亮晶晶的。
“喝点粥，”她把碗放在床头柜上，用勺子搅了搅，让热气散出来，“你从小就不爱吃饭，一有心事就不吃。小时候还能哄，现在大了，哄不动了。”
尹茉衣看着那碗粥，没有说话。
护士来了，量了体温——叁十八度四。医生说可能是脱水引起的，也可能是后脑勺撞到地板导致的轻微脑震荡，需要再观察。
林淑美谢过护士，转过头来，看见那碗粥还是一口没动。
“茉衣，”她的声音不高，也不急，但有一种当老师的人特有的、不怒自威的力量，“你喝不喝？”
“不想喝。”
“你不想喝也得喝。你手上的针是营养液，不是饭。你的胃已经空了至少叁天了，再这样下去，你的胃黏膜会受损，会胃出血，会——”
“妈，”尹茉衣打断了她，声音很轻，“他死了。”
病房里忽然安静了。
输液管里的液体一滴一滴地落下，发出极其细微的、几乎听不到的声响。窗外的阳光移动了一点，从她的脸上移到了枕头上，把白色的枕套照得有些刺眼。
林淑美沉默了很长时间。
然后她伸出手，握住了尹茉衣没有扎针的那只手。她的手很暖，掌心有薄薄的茧，是几十年握笔磨出来的。那些茧的触感粗糙而真实，像大地，像树皮，像所有经年累月、沉默地承受着风雨的东西。
“我知道，”林淑美说，“我都听说了。”
“他被车撞了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他死的时候还在问我疼不疼。”
“……我知道。”
“他说明天再给我买一个草莓千层。”
林淑美的手收紧了。
尹茉衣的声音开始发抖，像一面在狂风中苦苦支撑的旗帜。
“但是没有明天了，妈。没有明天了。他的明天没有了，我的明天也没有了。所有的明天都没有了。”
她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。
大颗大颗的眼泪。
它们从她的眼角滑出来，沿着太阳穴流进头发里，把枕头打湿了一小片。
林淑美没有说话。她只是握着女儿的手，一下一下地拍着，像很多年前哄还是婴儿的尹茉衣入睡时那样。
“妈，”尹茉衣的声音从眼泪中浮上来，含糊不清，但每一个字都沉甸甸的，“我不想活了。”
林淑美拍着她的手顿了一下，然后继续拍。
“傻孩子，”她说，“说什么傻话呢。”
她知道她妈在强装镇定，她感受到了她妈颤抖的频率。
尹茉衣闭上了眼睛。眼泪还在流，但她的呼吸渐渐平稳了下来。她的手在妈妈的手心里慢慢放松了，不再僵硬地绷着，像一块被捂热的冰，一点一点地化开。
“粥，”她哑着嗓子说，“我喝一点。”
林淑芬松开她的手，端起碗，用勺子舀了一小口粥，送到她嘴边。
小米粥的米油滑过喉咙，温热、绵软、带着谷物的清香。胃在接收到这一点点食物的时候，发出了一个微小的、几乎听不到的满足的叹息。
尹茉衣喝了一口，又喝了一口。
然后她摇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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