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抵达现场后，对现场勘查工作进行了部署。
经过现场勘查，首先根据门锁完好，排除了凶手是撬门入室的。而现场位于居民楼的二楼，所有的窗户，包括封闭的阳台都是有安装铝合金防盗窗的。防盗窗也没有任何损坏的痕迹，因此可以确定凶手是敲门入室的。门上有猫眼，那么朱丽丽如果能给凶手开门，就说明两人应该是熟悉的人。
床上遗落的那把刀，是一把锋利的水果刀，经过死者丈夫于飞的辨认，就是家里的水果刀，原本放在客厅餐桌上。也就是说，凶手杀完人后，就地取材，用刀剖开了死者朱丽丽的腹部。同时，尸体身上没有其他工具性损伤，这也说明，凶手并不是携带工具预谋作案。
这把不大的水果刀，已经完全被血液浸染。如果这个年代已经有了dna技术，那即便刀被血液浸染，也可能从刀上提取到凶手的dna。但放在1988年，警方的技术还停留在指纹、血型检验上，是无法从刀上提取到任何痕迹物证的。
朱丽丽毕竟是一个孕妇，抵抗能力有限，所以现场没有发现明显的打斗痕迹，地面上有一些滴落状血迹，但基本都在主卧内，其他房间没有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凶手可能没有进入其他房间，活动范围仅限于主卧。
凶手杀人剖腹后，手上应该沾有大量血迹，但卫生间和厨房没有清洗的痕迹，其他家具上也没有擦拭状血迹，这说明现场没有明显的翻找痕迹，进一步验证凶手可能没有去其他房间，那么，杀人的动机应该不是谋财。
殷俊他们通过常规现场勘查，在朱丽丽家的地面上找到多枚残缺的血足迹，经过拼接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血足迹，应该是39码的普通白球鞋，看不到明显的磨损，而这样的鞋子随处可见，无法通过足迹来找人。血足迹，是鞋子踩在有很多血迹的地面上才形成的，因此，血足迹是有证明价值的，需要拍照保存。
另外，殷俊他们还从各个家具上提取到数十枚汗液指纹，有的属于死者朱丽丽，有的属于死者丈夫于飞，还有的属于他们家的一些亲戚，剩下的一些，也不知道是谁的。但汗液指纹的证明力有限，所以价值不算太大，只能制作成指纹卡封存。
室内的勘查，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发现。倒是在对外围进行勘查的时候，殷俊他们在居民楼楼道外的20米处，发现了一滴孤立的滴落状血迹，经过血型检验，和死者朱丽丽一样，都是a型血。这一滴血迹是孤立的，那么就有三种可能：一是凶手离开的时候，手上沾了死者朱丽丽的血迹，但是量不大，走了这么远才滴下来一滴；二是凶手自己受伤了，而且凶手也是a型血，这滴血是凶手的；三是这滴血是其他人的，和本案无关。
在进行全面现场勘查的同时，周满法医对尸体进行了解剖检验。经过检验，确定死者朱丽丽的死因是扼颈导致的机械性窒息死亡。死者颈部皮肤的擦伤不严重，这提示了凶手扼杀死者的时候，是徒手操作，且没有戴手套。只可惜，在死者的颈部无法找指纹。如果是在有dna检验技术的年代，提取颈部擦拭物，倒是有机会找到凶手的dna。
从前面的线索来看，凶手很有可能是和平入室、矛盾激化、临时起意杀死死者的。
死者朱丽丽的腹部创口，有轻微的生活反应，说明剖腹的时候，死者已经死亡，但死亡并不久，因为细胞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超生反应。
此外，朱丽丽身上没有其他损伤，也没有遭受性侵的迹象。经过测量，她腹中的胎儿为孕七个半月，肺还没有扩张就随着母体的死亡而死亡了。胎儿的脐带是被锐器切断的，现场的水果刀就符合这个锐器的特征。胎儿的尸体上，也没有发现明显的损伤。
另外，周满对死者朱丽丽的死亡时间进行了推断。根据尸体温度下降的规律，推断死亡时间应该是1988年8月21日下午1点左右。根据死者的胃内容物情况，推断死者的死亡时间在末次进餐后1小时之内。而朱丽丽当天中午12点在楼下的一家面馆里进餐，有很多目击者可以证实。两种方法推断出的死亡时间高度一致，因此可以判断这个时间很可能是朱丽丽的准确死亡时间。
最终，通过现场勘查和尸体检验，大家得出了三个推论：
可以确定的推论是，凶手和平入室，临时起意杀人，因此是熟人作案；
可能性比较大的推论是，凶手杀人的动机是矛盾关系，因仇杀人，而这个仇，很有可能和胎儿有关，不然剖腹的行为就无法解释；
有一定可能性的推论是，凶手在剖腹的时候手部受伤。
根据这三个推论，顾红星对下一步侦查工作进行了部署。
首先，最简单的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排除死者丈夫于飞的嫌疑。这项工作很快就完成了，根据于飞的经理和火车乘务员的证词，于飞案发时正在火车上往龙番赶，他没有作案时间。
排除了杀妻的可能性之后，顾红星部署了四组侦查员，分别调查四个方向。
第一组侦查员，针对死者朱丽丽以及其丈夫于飞的社会矛盾关系进行全面调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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